2021年的南海形势:走向“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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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7 | 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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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疫情之下,南海域内域外国家的军事活动显著增强、分外醒目,成为该年南海局势的最大特点,引发了世界广泛的关注和担忧。

美军在南海继续维系着高强度的对华抵近侦察、穿越台湾海峡、前沿存在、战略威慑、“航行自由行动”、演习演训和战场建设等动作。其中,美军大型侦察机的空中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数次进逼至距中国大陆领海基线20海里;航母打击群和两栖戒备群频繁进入南海,达12次,较2020年至少翻了一番;全年至少有11艘攻击型核潜艇先后出现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海狼”级 “康涅狄格” 号甚至在南海北部发生了“撞山”事故。

11月29日,美海军P-8A反潜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

 

其他域外国家也纷纷加强了在南海的存在及活动,英国、法国和印度都派遣了大型海上编队赴西太平洋活动,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打击群高调在南海及周边海域进行部署。德国、荷兰也罕见地向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派遣驱护舰。日本和澳大利亚则一直试图维系在南海的常态化军事存在,借助过航和演习,频繁派遣军舰、军机甚至潜艇到南海活动,日本甚至效仿美国,派军舰闯入南沙中国驻守岛礁的12海里内。 

7月29日,英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在南海活动。图:Planet卫星
 

域内国家的军事活动也不遑多让。2021年下半年以来,越南在其侵占的包括敦谦沙洲、鸿庥岛、毕生礁、西礁和柏礁等在内的数个南沙群岛开始了新一轮扩建工程,速度规模空前;菲律宾则借炒作牛轭礁事件,大幅增强了在其所谓的“西菲律宾海”的巡逻,数次驱赶中方渔民;印度尼西亚继续强化在纳土纳群岛及周边海域的军事部署,并宣布建设海上民兵,以应对来自中越等国的“入侵”和“威胁”。

10月18日-11月22日,越占毕生礁施工进展迅猛。图:欧空局“哨兵”卫星

 

这还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待疫情缓和,上述军事活动还会继续大幅增强。不过,总的来看,这些军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秀肌肉”和“展现存在”,服务外交议程的成分较重,尚未到达剑拔弩张的态势,也与媒体渲染的紧张气氛有较大偏差。

南海军事安全的最大变数存在于中美之间。双方平台最多、对抗也最为激烈。目前,好的迹象是,中美均无意与对方打仗,尽管都在积极做应对各类最坏打算的准备。然而,强化军事竞争与避免军事冲突本就存在较大的矛盾或张力,“既要又要”往往不可兼得,美国不能一方面强化对华军事挑衅和遏制,另一方面又希望与华避免军事摩擦与冲突。双方每天在南海都有数起的海空相遇,任何处置不当或意外都可能擦出火星。特别是,西太美军存在严重的过度部署和过度疲劳等问题,这加大了中美两军发生摩擦与冲突的风险。

外交一向是海上力量的三大职能之一,在21世纪的和平时期,海上力量更成为各海洋国家推动外交政策议程的重要工具。美国以外的域外国家特别是欧洲强国,其强化在南海军事存在的主要目的在于服务外交,即通过“刷存在感”,在该地区展现力量、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及附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议程。除了日本、澳大利亚之外,这些域外军事活动对华的主要影响在于战略与外交压力,谈不上对中国有多大的军事威胁。今天,中国发展到现在,已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新“八国联军”。

台海与南海形势密不可分,两海天然联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进行“轻重缓急”的排序。随着美国和台湾当局不断炒作和刺激台海局势,南海北部的军事安全风险在急剧升高,各方的军舰、潜艇、测量船、侦察机和战斗机密集在该区域活动。美军侦察机、测量船和水下力量等已在海南岛、西沙群岛和巴士海峡间的三角区域形成了常态化存在,这给地区局势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海南岛、西沙群岛和巴士海峡间的三角区域

 

现阶段,美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图在南海对中国构成重大军事威胁的国家或力量,中国当然有必要盯住美国、做好防范,但对域内外其他国家的动向也不能掉以轻心,更不宜麻木。需要看到,由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的刺激,以及域外大国介入的鼓励,东南亚声索国在争议问题上的诉求和要价普遍提高,部分声索方改变争议现状的动机愈发强烈。对于中国而言,当务之急不是如何积极进取的问题,而是如何慑止或应对其他方的误判和过激行动,以守住争议现状和南海维权的“基本盘”。

(注:本文系作者在第九届南海区域合作论坛、第九届南海法律高端论坛暨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胡波

胡波,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博士。长期从事海洋战略与政策、国际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观察》、《外交评论》、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等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多部,海洋战略与政策方面的著述有《2049年的中国海上权力》(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18)及Chinese Maritime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Routledge, 2019) 。